陈爱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用锤子狠狠砸了一下。不对，不是锤子。是水泥块。他仰面倒下去的时候，还看见头顶上方那个黑黢黢的窟窿。三十三层的楼，就差最后这点儿混凝土浇筑，偏就这时候出了事。劣质安全帽像纸壳子似的豁开一个口子，血顺着眉骨往下淌，温热的，糊住了左眼。工地的探照灯白晃晃的，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声音很远，像隔着一层水。陈爱民想，完了。然后他猛地往前一栽，整个人颠了起来，脑袋差点撞上前面的椅背。“咣当——”又是一下。五脏六腑都跟着抖了三抖。陈爱民睁开眼，愣住了。没有探照灯，没有钢筋水泥，没有那个要了他命的三十三层楼。他坐在一辆车里。准确地说，是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公交车里。这车是什么来路？陈爱民迷迷糊糊地想着，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左摇右晃。座椅上的人造革早就磨没了，露出里面黄巴巴的海绵，扶手杆上的油漆斑斑驳驳，车窗玻璃有几块裂着蛛网似的纹，用透明胶带粘着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一头得了肺病的老牛，呼哧呼哧地喘，随时可能一口气上不来。陈爱民活了四十五岁，从没见过这么破的车还在路上跑。除非是在非洲那些短视频里。奥德彪那种。但窗外掠过的街景分明是中国的——低矮的楼房，灰扑扑的马路，路边支着棚子的修车摊，墙上刷着半截褪了色的标语。“买票了买票了！还有谁没买票？”前面的售票员大姐扯着嗓子喊，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纸票，从人缝里挤过来。车厢过道里站满了人，一个个死命抓着头顶的扶手，身子随着司机的每一个操作前仰后合。刹车的时候齐刷刷往前倒，油门一踩又齐刷刷往后仰，跟演杂技似的。陈爱民低头看了看自己。一双陌生的手。皮肤粗糙，但还没到后来那种沟壑纵横的地步。指甲缝里嵌着灰，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，结了薄薄一层血痂。他又摸了摸脑袋。头发茬子刺手，短的，像是刚剃过。脑门上光溜溜的，没疤。那个被水泥块砸出来的窟窿没了。“大哥。”陈爱民捅了捅旁边座位上的男人。那男人四十来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，膝盖上搁着一个蛇皮袋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。“今天多少号了？”男人扭头看他一眼，眼神里带着点儿“这人有病吧”的意思，但还是回答了：“六号吧？还是八号……八号，今儿个八号。”“六月八号？”“那不然呢？六月八号。”男人说完，又把脸扭回去，继续看着窗外。陈爱民沉默了一会儿。车又颠了一下，他的胃跟着往上提了提。“大哥，”他又开口了，“哪年来着？”这回男人彻底转过来了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半天，那眼神跟看神经病似的。“坐个车，脑子不至于颠坏了吧？”陈爱民扯了扯嘴角，算是笑了一下：“没坏，就是睡迷糊了，刚醒。”男人又看了他几秒，大概是想从这张年轻的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，但没找着。“九四年，”他说，“一九九四年。哥们儿，你要是不舒服就赶紧下车，前面好像有个医院。”陈爱民点点头：“谢谢大哥，我没事。”他把后背靠回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一九九四年。六月八号。他十八岁那年的夏天。陈爱民慢慢睁开眼睛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。这双手后来会变得粗糙、开裂，冬天会裂口子，夏天会磨出厚厚的老茧，指甲缝里的灰永远洗不干净。现在它们还是年轻的，虽然也有茧，但皮肤是紧的，骨节还没变形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慢慢吐出来。车厢里的味道很冲——人身上的汗味儿，蛇皮袋里传出来的葱味儿，还有谁带的韭菜盒子，混在一起，被六月的热气一蒸，能把人熏个跟头。但陈爱民闻着这股味儿，竟然觉得踏实。他还活着。不是三十三层楼底下那个血肉模糊的他，是十八岁的他。车又颠了一下，售票员大姐挤到他旁边，用票夹子敲了敲椅背：“小伙儿，票呢？”陈爱民愣了一下，摸了摸口袋。裤兜里有一卷钱，用橡皮筋箍着，厚厚一沓，全是十块的、五块的、一块的毛票。他抽出两张一块的递给大姐。大姐撕了两张票给他，又扯着嗓子往前挤：“让一让让一让啊，后面还有下车的——”陈爱民把票攥在手里，看着窗外。那些低矮的楼房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，那些骑着二八大杠穿行在车流里的人。路边有卖冰棍的老太太，推着一辆白色的小车，车把上绑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挑着一个塑料袋，写着“冰棍”两个字。还有卖西瓜的，卡车斗里堆得满满当当，旁边立着一块硬纸板，歪歪扭扭写着“保甜，三毛一斤”。一九九四年。他想起来了。这一年他十八岁，高考刚考完，考得稀烂。他自己知道，他爹也知道。分数还没出来，但没人抱什么希望。他爹那天晚上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，第二天一早跟他说：“爱民，你去北京吧。”“去北京干啥？”“学厨师。”他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灶台上给他下面条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开着，白汽往上冒，把他爹的脸熏得模模糊糊的。“你成绩不行，不是那块料，我不怪你。但人总得有个手艺，有了手艺，走到哪儿都饿不死。我打听了，学厨师不错，有技术在身，将来自己开个馆子也行，给别人干也行，总比下苦力强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陈爱民，眼睛盯着锅里的面条，拿筷子搅着。陈爱民也没吭声，就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，看着他爹的背影。后来他爹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沓钱，十块的、五块的、一块的，跟陈爱民口袋里这卷钱一模一样。那是他爹攒了小半年的钱，加上跟亲戚借的，一共三百块。“拿着，”他爹把钱塞到他手里，“到了北京，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然后去饭馆里问，一家一家问，总有人要的。”陈爱民去了。他揣着那三百块钱，坐了一天大巴车，到了北京。一下车就懵了——人太多了，楼太高了，他站在站前广场上，拎着一个蛇皮袋子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后来他就一条街一条街地走，看见饭馆就进去问：“要学徒吗？”第一天没找到。第二天找到了。那是一家不大的饭馆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老板看了他一眼，问他多大了，哪儿的人，以前干过没有。他说没有，但能吃苦，啥活都能干。老板就留下了他。一个月工资两百，管吃不管住。他在附近租了个地下室，一个月五十，剩下的一百五攒着，想寄回家去。但干了半年，他愣是没摸着炒勺。每天就是刷碗、洗菜、打扫卫生，杀鱼切肉这些活儿都轮不上他，更别提上灶了。大师傅们炒菜的时候，他只能在旁边看着，看着看着就被喊走了——“小陈，去把地拖了”“小陈，把那筐土豆削了”。过年回家，村里人在酒桌上聊天，说去工地干活，小工一个月三百，等干上半年成了大工，一个月能有四百。陈爱民心动了。四百块，比学厨的工资高多了。年后他就没回北京，跟着村里人去了工地。这一去，就是二十多年。他从十八岁干到四十五岁，从小工干到大工，从大工干到班组长，最后又从小工头干回大工。工地的活儿累，但钱确实比学厨来得快。他靠这个娶了媳妇，养大了儿子，在老家盖了房。农村房子又不流行了，现在结婚必须要城里有房。可四十五岁这年，他的腰已经不行了，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直不起来。肺也不行了，检查出来尘肺病，医生说不能再干工地了。可为了儿子，还得去呀。也就在这一年，他碰见了孙鹏。那是在北京的火车站，他在候车室等待发往南方的火车，一抬头，看见对面走过来一个人，西装革履的，看着面熟。孙鹏。当年在北京那家小饭馆，他是服务员，陈爱民是学徒。二十年没见，孙鹏比他显年轻多了。一问才知道，人家早就不当服务员了，那些年在饭馆里跟着大师傅学了手艺，后来自己开了馆子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现在在县城开了分店，今天是来医院体检的。“当初你要是没走就好了，”孙鹏拍着他的肩膀说，“咱俩一起学的，你脑子比我好使，现在肯定比我强。”陈爱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坐上南下的火车，坐在硬座上，看着窗外发呆沉默了许久。陈爱民攥着那两张一块钱的车票，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。车还在颠，售票员大姐还在喊，司机大哥还在用他过硬的技术撑着这辆随时可能散架的老车。一九九四年六月八号。他十八岁这年的夏天。那个布包里的三百块钱，是家里能拿出来的全部了。陈爱民慢慢把后背靠回椅背上，嘴角动了动。这回，他得换个活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