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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半个月，阿强像变了个人。

他每天在村里转悠，手里拿着个本子，到处记，看见什么都写下来，像检查工作的干部。

我从地头过，看见他站在路边。

低着头，在本子上写写画画。

有一天，环保局又来人了。

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，停在院门口。

“你是周建山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家的猪圈离村里水源太近，污染环境，按规定罚款五百。”

那人把单子递过来。

我接过来一看。

举报人那栏，写着，孙大强。

阿强的名字。

我看着那张罚单，手都在抖。

“同志，我家的猪圈在那儿二十年了。”

“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。”

“村里的井离得更近，他怎么不举报自己家？他家的厕所还在河边上呢。”

那人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上车走了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攥着罚单。

风把纸吹得哗哗响。

又过了几天。

林业站的人来了。

两个人，穿着制服，骑着摩托车，停在门口。

“你家是不是砍了地头的两棵树？”

“那两棵树枯了，风一吹就倒，我怕砸着过路人才砍的。”

“枯树也不能随便砍，破坏植被，按规定罚款三百。”

单子递过来。

举报人那栏，还是阿强的名字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听着来人念罚单，脑子嗡嗡的。

“那两棵树是我爷爷那辈种的，早就枯了。”

“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。”

“你看看，树桩还在那儿呢，枯得都烂了。”

那人看了一眼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。”

说完骑上车走了。

我蹲下来，看着那张罚单。

三百块。

加上之前的五百，两千八了。

半个月，两千八。

我开始怕了。

我不知道阿强下一个会举报我什么。

早上起来，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棵老槐树，琢磨着，这棵树会不会碍他的事？

我连自家院子里的草都不敢拔了，怕他说我破坏绿化。

我做饭都不敢烧柴了，怕他说我污染空气。

灶台空了好几天，我用电磁炉炒菜，炒出来一股怪味。

女儿打电话回来，问我在家干啥。

我说没事。

她说爸你声音咋不对。

我说风吹的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灶台边上，看着那个空了的柴火堆，发了好久的呆。

村里人开始躲着阿强家。

不是讨厌他奶奶。

是怕。

谁知道阿强下一个举报谁？

谁家还没点“违法”的事？

烧个秸秆、砍棵树、往河里倒点水，谁家没有过？

那天我去小卖部买盐，听见几个人在说阿强。

“这娃读书读傻了。”

“他再这样下去，他奶奶在村里都待不下去。”

“他这是要当村里的纪委书记啊。”

“别乱说，人家这是懂法。”

“懂法？懂法咋不举报自己家？他家厕所那粪水不也流河里了？”

没人接话了。

我付了钱，拿着盐往外走。

走到门口，老板喊我：“周大哥，你家那猪圈......”

“拆了。”

“真拆了？”

“不拆咋办？再罚五百？我哪来那么多钱。”

老板叹了口气。